闫何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基本民生建设内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体当中，是经济增长与人全面发展的重要联结点和调节器，应当作为改善宏观治理和政策供给的一个着力重点，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

　　基本民生主要包括教育、就业、收入、社会福利（含社会保障）等内容，这些民生要素之间存在联系和互动，是影响社会建设和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现代教育对就业及收入的影响

　　受教育是人们提高技能水平、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一是教育普及化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现代社会中，市场对受教育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受教育的意愿持续提高。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快速推进，毛入学率迅速攀升,从2012年的30%，跃升至了2023年的60.2%，提前达到了“十四五”规划设定的目标，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的转变。二是教育提升就业参与率、促进就业。研究表明，劳动参与率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参与率就越高。在我国，其他条件不变，劳动者每多接受1年教育，女性和男性参与就业的概率会分别增加约15.1％、11.2％。三是教育改善收入和阶层。数据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前提下，相比于未取得高等教育学历者，大专学历者进入低收入阶层的概率显著下降19.7%，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概率分别上升14.4%、5.3%；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进入低收入阶层的概率显著下降23.2%，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概率分别显著上升6.0%和17.2%。当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加之一些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脱节，这种正向影响和优势呈现出递减趋势，出现了学历的市场竞争作用减弱等“贬值”问题。

　　人的发展赋予就业市场的新特点

　　从人的发展角度分析现代就业市场，呈现以下特点和规律。一是居民的就业需求增加。随着经济发展，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的升高，家庭支出特别是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等负担加重，需要家庭成员尽量多地去工作以分担经济压力。婚姻对个体特别是男性参与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上涨的生活成本是推动已婚人士参与就业的重要原因。二是低收入人群具有更高的就业敏感性。据黄苏雯等人的研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人们参与就业的可能性就越高。例如，与富有家庭相比，会有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为经济压力而去工作，而且经济形势越是转弱、生存竞争越是加大，低教育程度的女性参与劳动就业的就越多。三是就业质量与劳动者素质紧密关联。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提升人力资本是缩减相关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重要途径，剔除其他相关变量，通过缩小教育差距，可以缩小城城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距的19.7%，缩小农村进城人口和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距的32.9%。

　　影响收入的若干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市场化的收入通常受到教育、产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一是教育对收入有明显促进作用。一般地，工资性收入水平与劳动者教育水平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工资性收入水平就越高，也可以说教育水平问题是一些群体获得较高收入的一个门槛。二是产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据统计数据分析，在我国，城镇居民相比于农村居民，进入低收入阶层的概率要低12.9%，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概率要分别高 8.2%和4.6%，可能的解释是城镇居民以二、三产业为主，收入相对较高，而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收入相对较低。就农村居民来说，其收入水平与产业类别参与也呈现明显关联性，近20年来，我国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口从2000年的占比50%，下降到2023年的占比22.8%，占比下降了一半多，相应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2253元攀升至2023年的21691元，提高了近10倍。可以说，农村居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进而提高了劳动回报率，是其收入增加的重要原因。三是低收入人口对教育普及和服务业扩容具有较高敏感性。2013年至2023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从92.3%、86%、34.5%，提高到了95.7%、91.8%、60.2%，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者比例从38.4%上升至48.1%，相应地，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中，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402元提高到9215元，全国低保人数从7443.4万人下降到4000多万人。其背后的部分机理是，随着教育的均等化发展，低收入人口受教育水平及社会化劳动技能得以提升，叠加我国服务业的持续扩容发展，促进了其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提高了收入水平，减少了低保人口，说明低收入人口对教育普及和服务业扩容有着更高的敏感性。

　　社会福利的根基与功能

　　规范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起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维系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公共政策，并表现出以下属性和特征：第一，社会福利建筑于经济基础。经济增长为民生提供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可以更好地改善民生，民生保障的提升总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其民生建设往往也比较好。第二，社会福利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世界各国实践表明，社会福利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支出通常能够发挥类似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对消费发挥杠杆撬动作用，进而激励生产、促进就业。第三，虽然社会福利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但一定经济水平状况下，保障水平有着一个客观性的合理区间。超越发展阶段的社会保障乃至一味追求高福利，会导致劳动者的社会缴纳和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影响劳动参与率和生产效率。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保障的加强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促进效应，据测算，社会保障水平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提高1.26％。同时，2004年至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52.8%，而数额可观的社会保障金、社会救助金等是最终消费资金的重要来源。

　　发展 是 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前提，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民生事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既要深刻认识各项基本民生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机联系，又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基本民生建设的关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提高民生水平，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盼。

　　［作者系民政部办公厅（国际合作司）副主任（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