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章榕

　　古田县杉洋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据《古田县志》记载，宋元时期在杉洋设有巡检司，是因为杉洋扼九邑咽喉之交通要道。巡检司是中国古代地方州县所属掌管缉捕盗贼、盘诘奸伪的机构，始于五代，盛于两宋，设置在各州、县的关隘、渡口等要冲之地。

　　杉洋巡检司之所以备受瞩目，与一位名叫杨易的巡检有关。杨易系南宋朝官，官拜兵部侍郎，因朱子理学的牵连，被连降五级为杉洋巡检，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清廉敬业，爱民如子，为保一方百姓的平安鞠躬尽瘁，殁于任上，殉身职守。杉洋四姓八境的百姓为感念他，每境宫庙都供奉杨公塑像，祀之为“通乡拓主”。后又在杉洋核心地段，另建杨公祖庙。因庙前有一参天古槐，又称槐庙。并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三日杨公诞，举行盛大的杨公节庆。正所谓“人间一股英雄气，注入民心便是神”。

　　槐庙历史上屡有毁建，岿然矗立，可谓人心丰碑。除了祭祀外，至清光绪年间，由县令王寿衡捐俸倡设“蓝田乡约堂”，因杉洋又称“蓝田”故名之，成为地方公众制定乡规民约及处理民事的议事场所。如今见到的槐庙是1926年重建。在“槐庙古迹”的匾下面，有“蓝田乡约堂”的门额。均为当地著名乡贤李若初和余士庵的手迹。据杉洋乡贤余增福介绍，这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发现的罕见一个乡村级乡民自治组织。依我看其意义远不只是“罕见”，还在于由官方强制性机构转变为乡民自治组织。

　　“乡约堂”，集中国乡村治理智慧之创举，为维护乡村伦理秩序功不可没，在广袤的田野大地上，在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上，留下了一笔鼓励人们崇礼向善、守望相助的文化遗产。巧合的是，中国农耕社会最早的成文“乡约”，是公元1076年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创制的《吕氏乡约》。此蓝田非彼蓝田也。当年古田县令王寿衡倡设“蓝田乡约堂”是否受蓝田吕氏的启发?不得而知。但认识到乡规民约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中国农耕社会，介于国法和家规之间的还有“乡约”。蓝田吕氏是北宋名门世族，一门四进士，或出仕为官，或教化乡里，各自成就了一番事业。《吕氏乡约》出自吕氏四兄弟之手，而杉洋则由余、李、彭、林四大姓氏组成。四姓合居，和睦相处，形似一家。自宋迄清，人才辈出，考取贡生、举人、进士多达90人，历代朝廷命官200余人，其中三人先后为相。靠的是什么?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宗风家教、乡规民约。

　　这仅从重建槐庙的另外两幅墨宝即可窥见一斑。一副是余良骏的对联“愿合枌榆敦礼让，且修苹藻荐馨香”，意思是说希冀乡人保持淳朴笃厚文明礼让，不忘岁末备办祭品奉祀祖先与恩人;一副是余理斋的边门眉额“立德、隆礼”，旨在树立道德，弘扬礼教，充分表达乡人的精神风貌与伦理道德。

　　伫立乡约堂大厅中央，仰望正面高悬的“古鉴今”匾额，笔力遒劲，鎏金生辉，浮想联翩，心潮起伏。

　　“古鉴今”，能给我们什么借鉴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一条是“治理有效”。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怎样才能实现“治理有效”?从传统“乡约文化”中汲取借鉴是途径之一。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发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让村民自治有效运转起来。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以“乡约堂”为载体，在传承中发展，制定适应新形势的乡规民约，引导村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德治育民风，以正乡俗;同时，引入协商民主的机制，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在商量中增进民主意识、扩大协商空间;再则，创新乡村治理新格局，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民生议事堂”做起，向“道德——利益——协商共同体”发展，终极目标是实现“红心向党”“初心为民”“正心崇德”“齐心共富”“同心善治”，让传统“乡约文化”绽放璀璨的时代光芒。

　　责任编辑：林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