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对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升级而言，需要重点把握好服务传递、关系构建、治理优化、人文滋养、发展持续五个维度。

　　以公共空间的便捷化供给赋能服务传递

　　如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是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其答案必然要在社区当中寻找。因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单元、基础单元，只有在“街居制”或“街社（区）制”的治理结构中才能有效地落实公共服务。以“十五分钟步行友好”为原则的“社区生活圈”是公共服务均衡化落地的有效途径。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是实现供给的精准与效率，从城市居民的角度看是实现服务的可得与可达。发展和巩固“社区生活圈”，不断优化条块服务供给，打造资源整合平台，构建普惠型的共享社区，是服务传递的重要内容。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如何将分立平行的“十五分钟生活圈”贯通在一起，形成连贯性、立体化的公共空间，最大限度的展示城市空间的美学景观，将是提升基层社会服务效能的重要途径。

　　以项目资源的内涵式开发助力关系建构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秘诀就是在资源投放、项目开展的过程中，着力于社会关系的构建。社会学家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就是着眼于此。缺乏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资源投放和服务供给，是机械的，不是有机的。资源下沉不能脱离人。社区建设不是仅仅着力于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更是着力于将公共产品作为恢复和丰富社会关系的媒介。这是社区建设的通则，即任何投放的资源和供给的公共产品都应该转化为关系媒介。唯有如此，社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空间才能释放出“韧性”的品质，才能在关系构建中不断得以“活化”。

　　以公共议题的协同性解决实现治理优化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有有收集、商议和解决公共议题的制度安排和机制支撑。社区生活也是一种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必然要产生出各种公共议题。我们发现，在中国基层社会领域，存在着政治性、关系性和利益性三种类型的公共议题。尤其是各种利益冲突型议题的凸显和喷发，为社区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端于上海的“三会制度”就是解决各种类型公共议题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社区建设应该将服务、关系嵌入到治理优化的轨道之中，为基层社会领域矛盾调处、议题化解和共识达成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制度保障。

　　以文化内核的浸润式提升涵养社区品格

　　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开发社区人文资源的文化标识，为社区注入价值和灵魂，使其成为安放心灵、接受启迪的重要空间。换言之，人在社区中，不仅是权利的捍卫者、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更是生命积极能量的传播者。与西方把社区视为国家之外的独立领域不同的是，中国把社区视为是家庭的扩大，是与国家连为一体的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常说的家国一体、家国情怀等，指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社区中的各种服务、参与、议事平台，不仅是提供服务、构建关系、优化治理的窗口与阵地，更是展示中国社区和基层社会人文魅力、给人以“人文滋养”的丰厚土壤。

　　以治理要素的链接式融合推动发展持续

　　当前，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自我营造能力、自我进化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是非常稀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社区经济维度、场景维度的关注是开发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点。社区企业、股份社区、社区合伙人等新型要素蕴含着培育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通过经济纽带将社区内外要素串联起来，通过场景营造拓展社区的空间范围，丰富社区的经济内涵，把社区内部各要素链接在一起，不仅是为社区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更是实现“社区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正如单位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于单位的经济功能和资源再分配功能一样，社区社会主义的基础则是与外部性的公共资源输入、内在性的资源再生能力这两重面向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研究”（23CKS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鹏翔，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