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春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实现社区治理精细化。当前，城市存在着普通商品房、单位住宅、公租房、廉租房等多种类型的社区，这些社区在人员构成、居民素质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公租房、廉租房小区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洼地”。在一些公租房小区存在着人口构成多元化、人员流动性大、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一些廉租房社区则存在着居民依赖心理强、矛盾纠纷多等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区，要推进社区分类治理，实现治理精细化。一是要做实网格化治理，在划分大网格的基础上建立小网格，推行楼栋长制度，让有责任心、有服务热情的居民担任楼栋长，确保精准联系到每一户，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全面掌握小区内居民情况，形成网格长-网格员-楼栋长的联动体系。二是合理划分社区规模，对于一些超大型社区可进行分解，适当增加社区工作人员。对于公租房、廉租房要明确管理的责任主体，对于一些没有物业公司的老旧小区要成立物业公司，夯实社区治理基础。

　　强化社区基层党建，构建社区治理“长效链”。坚持党建引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要把党的组织优势化为治理优势，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一要选优配强社区“两委”和社区工作者队伍，创新社区党建的方法、途径，形成社区党建品牌。推动资金、资源向基层下沉，使社区“两委”从过多的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把工作重心放到服务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上来，既要注重提升服务能力，也要注重提升治理能力。二是党员“双报到”常态化、制度化。防疫期间，党员“双报到”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社区防疫力量不足的缺陷。要实现党员“双报到”制度化，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在党委领导下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社区的机制，加快人大代表工作站建设，形成群众意见收集反馈的有效机制。搭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成立居民议事会等机构，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运作机制。四是向城市社区选派“第一书记”。在相关单位骨干力量中选派工作能力强、基层治理能力强、服务群众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战时抓疫情防控，平时承担建强基层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等工作，推动力量下沉一线，为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活力。推动相关单位与社区结对共建、结对帮扶，构建社区帮扶、疫情防控、文明创建于一体的帮扶机制。

　　注重社区营造，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居民之间共同的价值观、态度、信任以及在交往中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随着单位制的瓦解，社区居民异质性、流动性强，彼此之间交往少，地缘共同体很难形成，是一种“陌生人社会”。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中国人的信任更偏向于关系性信任而非制度性信任。社区的陌生人社会特征导致居民之间的信任衰减，基于法治、公平理念为基础的现代信任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由于经济压力及科技、大众传媒的影响，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意愿减弱，社会交往减少，导致社区社会资本衰减。社区营造在提供服务以外，主要是通过各种活动，建立居民之间的团结、协作等公共精神，由此构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社区共同体。一是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建设为契机，开展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交往频次，扩展社会关系网络。打造富有社区特色、印记的文化品牌，增强居民的归属感与社区认同。二是积极构建社区邻里关系网络，放宽资金、场所等准入条件，挖掘内生资源，发展社区邻里互助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居民自治功能，创新“小区值日生”“党建+健康家园”等做法，全面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加快社区智能化建设，提升社区“智治”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区智能化建设是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数据、信息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干部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及时发布防疫信息，进行舆论引导，解决居民日常所需及生活困难，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智慧平台建设，注重收集社区基础数据，掌握社区居民的动态情况，提升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二是进一步提升社区干部在“智治”时代的工作能力，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组建群众工作群，及时在群里发布信息，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实现服务、问题联合解决。（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信息来源：2020年8月28日 中国社会报